近年来，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，我国已具备建立大病救助机制的条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将因病致贫纳入政府救助体系，既是社会救助体制的完善，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。
5年前，妻子杜某患上尿毒症，这让下岗已10多年的丈夫廖某生活负担陡然加重。在透析治疗近半年后，廖某找人刻了医院的收费章，在收费单据上盖假章后交给医院，为妻子进行免费透析治疗。4年间，廖某以此方式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。日前，廖某因诈骗罪在北京市东城法院受审。(详见本报今日A19版)
廖某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，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他面对的将是冰冷的监狱。他说他不怕坐牢，他只是不知道这个家以后怎么办，妻子与孩子的生活该怎么继续。在这个男人满含的热泪中，我们看到了无奈。
在如今的高医疗费下，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现象屡见不鲜。中产家庭面临大病尚且脆弱不堪，况且像廖某这样已经下岗十几年，靠低保维持的家庭?近几年，抢钱救妻、入狱治病等极端案例频频出现，凸显我国在医保制度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。缺乏完善的“大病救助体制”就是其一。
压垮一个家庭的往往不是头疼脑热的小病，而是动辄需要花费数十万上百万医疗费的大病。当前大病报销的条件过于苛刻，报销范围比较窄等因素，都制约着普通公民参保，尤其是农民工等没有正式工作的人。按理说，医保报销应向农民工等贫困群体倾斜，而现实恰恰相反，往往是公务员、事业单位等中上收入家庭可享受相对完善的医保，而没有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种种条件限制不能参与医保，这就造成了医保资源的不平等倾斜。
1935年，纽约市长拉古迪亚旁听一桩庭审，一老妇为孙子偷面包被罚10美元。审判结束后，市长脱下帽子放进10美元，说：“现在请每个人交50美分罚金，为我们的冷漠付费，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。”同样，对于“私刻公章免费透析”，我们也应为社会的冷漠反思，为制度的无力内省。
近年来，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，我国已具备建立大病救助机制的条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将因病致贫纳入政府救助体系，既是社会救助体制的完善，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。只有尽快建立“大病救助机制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难题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出现一个案例，电视、新闻报道，号召全民捐款，这终究是杯水车薪，治标不治本。
当公民个体遭受无力独自承担的灾难和侵害时，政府不能让公民陷入绝望的困境，任其自生自灭，而应承担起应负的责任，由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偿和援助，帮助其渡过难关。这不仅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，更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和道义。
